人类文明发展越来越呈现加速度的状态，智能科技重塑了人类的知识生产方式。人的思想启蒙与社会的现代化，着重体现为知识的现代化。新形态的知识创新成为社会发展最重要的动力。为此，人类需要用历史的眼光激发新的思想观念。思想应该是人与人在历史互动中被激活的。围绕“让哲学成为哲学”的理念、历史哲学中的世界与真理、哲学教材的编撰与教育的使命、知识演进逻辑与创新型国家的构建等相关问题，北京师范大学学术委员会主任韩震教授近日接受了本报记者采访。

　　哲学研究作为志业的学术人生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当年为什么选择哲学研究作为志业？

　　韩震：每个人都是由他生活的时代和环境塑造的。我是恢复高考之后的首届大学生，即“77级”，所以我们这代人的成长轨迹与现在的青年人很不一样。1975年中学毕业后，我先到农村“插队”，后回到县城，在一个不到百人的小电器厂做学徒工，先后学过钳工和车工。能够有机会参加高考并且被录取，实属不易。按照那时的说法，可谓“时代的宠儿”。

　　之所以选择哲学，特别是攻读西方哲学硕士学位，明显带有那个时期的特点。当时，伴随着改革开放进程，国门逐渐打开，包括哲学思潮在内的各种信息开始涌入中国。青年人一方面对各种新鲜的东西非常感兴趣，另一方面也意识到，作为文化灵魂的哲学，肯定在西方社会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当时，我们是如饥似渴地阅读各种西方哲学著作，甚至迫不及待连夜读完，力求从中寻找改变自身落后状况的利器。这种阅读，现在看来有些盲目，但在扩大视野、解放思想方面，应该说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的第一篇重要论文是为了纪念狄德罗逝世200周年而写，题为《狄德罗的辩证法及其历史地位》，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1984年第6期上，能谈谈写这篇论文的心路历程吗？

　　韩震：发表这篇论文时，我还是北京师范大学研三的学生，我是1984年12月才毕业留校工作的。能够在这样有影响的学术期刊发表文章，要感谢《中国社会科学》杂志对青年学者的扶持，尤其要感谢何祚榕先生的指导。记得投稿过了一段时间，何先生写信约我去杂志社。当时《中国社会科学》编辑部在鼓楼西大街甲158号，离北师大不远，我骑自行车就去了。何先生给予我很大鼓励，说我的观点有新意，因为当时人们往往研究什么就从现在的思想高度给以评价，无意之间会出现“拔高”的现象。譬如，就狄德罗而言，许多研究者认为其思想已经开始接近“辩证唯物主义”，而我则认为，以狄德罗为代表的法国唯物主义哲学家，其历史贡献在于他们将17世纪开启的机械论的形而上学推向了逻辑顶点，机械论在当时具有思想解放的作用，或者说正因为这种哲学将机械论的形而上学推向顶点，才开始在其杰出代表人物的思想中展露出某些辩证法的特征，从而下启德国古典哲学。何先生耐心地向我指出了应该修改或充实之处，这让我的学术视野和研究思路得到了很好的拓展。读研阶段能够在《中国社会科学》《哲学研究》这样的杂志上发表论文，同时我在《国内哲学动态》（今《哲学动态》）发的文章还被《新华文摘》转载，这让我备受鼓舞。正是像何先生这样的老编辑的鼓励和指导，坚定了我走学术研究道路的信念。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曾在全国第一届法国哲学研讨会上发表了新颖见解。关于这次会议，您能回忆一些当时的场景和内容吗？

　　韩震：这次会议大约于1982年或1983年在北京大学召开。我们还是学生，一开始没有接到通知，后来主办方听说北师大招了三位法国哲学研究方向的研究生（我的硕士导师是于凤梧先生，他于今年1月24日逝世，享年95岁）——那时候研究生非常少，专门研究法国哲学的就更少了——有人就设法通知了我们。当时，记得参加会议的有朱德生、管士滨、王树人、李凤鸣、管震湖、李平沤等先生。作为学生我们就是听会，感受学者们的知识厚重和思想睿智。会议快结束时，主持人提出让在座的学生也谈谈自己的感受或想法。在老师们的鼓励下，我就将我对法国哲学研究的看法讲了一下。我认为，不能过多从辩证法的角度去看待法国哲学的贡献，与德国哲学相比，这恰恰是其短处。而应该从机械论的形而上学去规定法国哲学，譬如把人看作机器，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是多么具有时代性、创造性的观点啊！在宗教思想依然起很大牵制作用的背景下，也有很强的启蒙或者思想解放的作用，就此而言，法国哲学的贡献，恰恰是把机械论的形而上学思维方式推到了极致。法国哲学以机械论思维方式标志了那个时代。我讲完之后，记得王树人、李凤鸣等先生觉得我的想法很有新意，并且鼓励我写出来，可以放在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主办的《外国哲学史研究辑刊》上发表。我因此就着手写关于这个问题的文章。有关主题的文章发表后，《哲学年鉴》也将其选为重要论文加以介绍。另外，硕士学位论文我原打算写历史哲学方面的内容，但是由于这次研讨会的契机，论文的题目也就改变了。既然论文已经写得比较有“分量”了，就直接当作学位论文了。

　　《中国社会科学报》：20年前，在《关于哲学教育改革的若干思考》一文中，您曾提出，哲学话语的相对沉寂是哲学自身创新能力不够的结果，因此，哲学研究和哲学教育的出路是必须让哲学成为哲学。今天您能再谈谈“让哲学成为哲学”的内涵吗？

　　韩震：马克思认为，哲学应该是革命的批判的辩证法，是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武器。因此，不能把哲学变成一种知识体系来解释，问题在于怎样改变世界。作为系统的反思性批判性思维活动，知识是其思维活动的对象，是其加以批判地审视或进一步拓展深化的东西。哲学的魅力就来自它不停留在任何现成的答案上，那是知识体系的特点，而是以目前的思想成果作为思考的前提性资源。哲学肯定有知识，但哲学的本质不在知识性上，而在于其批判性的思维活动之中。我们的哲学教育有时候不是太成功，就在于我们往往将其作为知识体系加以解释了。哲学由于它本身“形而上”的性质，也就成为在思想中驰骋的最自由的学问，因为它是思想，思想是任何东西都禁锢不住的力量，它必定是反思性和批判性的思维活动。让哲学成为哲学，意思就是让以知识体系理解的哲学，回归到以反思性批判性思维活动展开的哲学。

　　从历史哲学探寻世界与真理

　　《中国社会科学报》：《西方历史哲学导论》是您第一部产生较大影响的著作，该书成为我国大学哲学系关于历史哲学的重要教学资料之一。您能谈谈该书的写作背景和出版效应吗？

　　韩震：在读哲学之前，我很长时间之内对历史特别感兴趣，尤其历史上许多文明的兴衰，有的看似突然崛起或迅速衰败，其中原因何在？许多历史现象，可以说是谜一样的存在。研究往往与一个人的兴趣密切相关，有兴趣才能支撑持续的研究。我亦不例外，学了哲学之后，就自然有了从哲学的角度探索历史的想法。既然学的是西方哲学，而且改革开放过程中试图理解西方世界历史性崛起的过程、原因与规律的愿望尤其强烈，从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而言，那我的研究就自然走向对西方历史哲学进行一次系统的梳理，其结果就是大家看到的由山东人民出版社1992年出版的《西方历史哲学导论》。第一次做这么大的“工程”，40多万字，还是付出了许多辛苦，当时既没有个人电脑，也没有复印机，都是爬格子爬出来的，那时拿笔的手是能够磨出茧子来的。记得写完这本书，病了很长时间，且开始有些许白发出现。

　　这本书出版之后，获得了学界的肯定，并且先后被评为北京市高校青年科研优秀成果奖和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二等奖。当时我作为一个年轻学者，能够在教育部的奖项中获此殊荣实属不易。许多学校把这本书作为教学参考书。这本书的修订版于2008年再版时，其中一个月曾进入西单新华书店的畅销书排行榜。后来许多年轻朋友见到我，也会偶尔提起这本书，说“韩老师，我是看您的关于历史哲学的书成长起来的”，这对我是莫大的荣幸。

　　《中国社会科学报》：在人文社会科学发展过程中，哲学与历史的交互影响从来没有中断过。黑格尔在《哲学史讲演录》导言中提出过经典命题：“哲学史本身就应当是哲学的。”您如何看待哲学史研究与哲学理论创新之间的关系？

　　韩震：真正的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因此，哲学具有历史性的特征。譬如，马克思曾经说过，黑格尔哲学是“法国革命的德国理论”，这深刻揭示了哲学与世界历史之间的关系。即使在哲学自身的历史上，其理论形态与历史演进也有不可分割的密切联系。这在黑格尔身上表现得可谓淋漓尽致。可以说，黑格尔的哲学就是理论化、系统化、逻辑化了的哲学史，而黑格尔的哲学史讲演录，又体现为历史化了的哲学理论，或者说是哲学概念逻辑的历时性铺展。恩格斯曾经对此有非常到位的判断，也就是说，哲学思维都须有前人的思想作为前提性资源。但是，问题是“哲学史本身就应当是哲学的”，那就是说，不能把哲学史看作已经死去的思想观念的坟场或墓地，只有按照哲学的方式去理解哲学史中的思想材料，哲学史才属于哲学的范畴。按照这种理解，我们之所以讲哲学史，那是因为这些看似是史的东西，仍然以某种方式活在我们的思维活动之中，有时成为我们的思想资料，有时激活我们的思想，有时给我们以新的启迪。

　　《中国社会科学报》：中国学界曾出现关于“中国哲学合法性”的争论。这场争论表达了中国人渴望让哲学讲汉语的心声。从一种历史的眼光来看，哲学思想自古以来就一直深刻地影响着中国人的精神世界。您如何看当下汉语哲学研究的兴起？

　　韩震：“中国哲学合法性”的说法，显然是从西方学术谱系的角度衍生出来的一个问题。在我看来，这是没有道理的。我们同样可以问英国哲学、法国哲学、德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因为从希腊哲学的角度看，英、法、德的哲学也不是完全内生的。从某种意义上，也许汉语哲学的提出，代表了中国本身哲学（Philosophy of China）开始崛起的自觉自主意识。人们期望不仅用汉语翻译西方的哲学，按照西方哲学的概念整理我们古代的“哲学思想”，即目前作为哲学二级学科的“中国哲学”，而且能够创造一种新的哲学形态，但创造一种新形态的前提，就是你必须得达到代表世界水准的哲学高度。在这个意义上，我觉得“汉语哲学”概念的提出，可能是新形态的中国哲学，或者说一种新形态的具有世界普遍意义的哲学酝酿生成的开始。

　　我认为，“汉语哲学”的提出需要思考两个问题：首先，是否某种语言产生某种特定的哲学？如果说哲学是思想中所把握的时代，那你是在用什么样的语言去把握？用特定的语言讲的哲学，肯定要体现这种语言所规定、所带来的特殊形式，如思维方式的架构。我记得王树人先生曾提出“象思维”的概念，这肯定与汉语是有直接关系的。这就是基于汉语的Philosophy或哲学。由此看来，由于存在不同的语言，在西方也有希腊语的哲学、拉丁语的哲学、法语的哲学、德语的哲学、英语的哲学、波兰语的哲学，如此等等，由此不同语言的哲学，就产生了“哲学间性”问题，那哲学可能就是复数的。也就是说，不同的语言产生不同的哲学，比如德语的哲学、英语的哲学和原来希腊语的哲学肯定是有差异的，这就是哲学间性。实际上，从历史的角度去还原的话，古希腊哲学是地中海文化圈相互影响的结果，两河流域文明、埃及文明、波斯文明都起了某种作用。我个人认为，古希腊哲学显然不属于西欧本身的哲学形态。西欧当时还处在野蛮状态，还不可能产生哲学。当代的西方哲学传统，与古希腊的西方哲学传统，不是一个西方哲学传统。它们之间也存在哲学间性，二者之间存在着很大的断裂层。紧接着还有第二个问题，即Philosophy的复数是指什么？也许是历史阶段性，即思想的历史性或时代性。既然是思想中把握的时代，那就可能讲了不同时代关注的不同问题。当然，我们不能因此就否定哲学有共性，而且不能否认哲学具有普遍意义，这个普遍意义就是代表那个时代的世界水平。所谓哲学的世界水平，也许是某种哲学在特定时代能够标志人类达到的具有世界普遍意义的高度。

　　理论的阐释、教材的编撰与教育的使命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曾经从接受的观点出发看哲学思想的传播、阐释与发展，认为只有能为他人所理解的哲学思想，才能取得存在的现实形式，并发挥其社会功能。您是如何看待当代阐释学研究的新进展的？

　　韩震：这个观点是我在1990年《哲学研究》第1期发表的《从接受的观点看哲学的发展》一文中提出的。我认为，从思想生成的角度看，哲学思想应该是在文本与接受者的互动中被激活的，并且在这种互动中生成真实的思想活动，激发新的思想观念。不同的接受主体，基于不同的年龄、性别、文化传统、生活背景、教育水平等，会有着不同的前理解结构，从而在与哲学文本的互动中生成出不同的思想理解来。从这个视角看，哲学思想既是哲学家思维活动的结果，也是接受者思维活动的产物。在这个意义上说，哲学的发展史也是哲学思想的接受史。进入21世纪之后，我与跟我读博士学位的孟庆凤合作写了《历史·理解·意义：历史诠释学》一书。后来，因为担任学校管理职责，从事学术研究的时间不是太多，但我还是非常关注学术界的发展动态。近年来，在洪汉鼎、张江等先生的努力下，阐释学或诠释学的本土化，也就是说阐释学的中国化得到凸显。这不仅是西方理论的中国化，而且是对中国传统阐释思想的发现、提炼与“阐释”。山东大学连续多年编辑出版《中国诠释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创办了阐释学高等研究院，且主办《阐释学学刊》。另外，阐释学的研究范围也得到多视角的扩展。可以说，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中国阐释学正在日益成形、发展、壮大。

　　《中国社会科学报》：哲学教学与批判性思维的培养紧密关联，好的哲学教学必须有一流的教材。优秀的哲学教材和课程资源应该具备什么特点，能将学科基础与前沿知识有机结合起来？

　　韩震：我认为，哲学本质上不是知识，而是一种系统的、反思性的批判性思维活动。学哲学的关键在于自主思考，且不是记住多少概念、记住多少词语就能学会的，因此我们的哲学教育就不能变成知识记忆型教育，而应该是启发式的教育。哲学本来是关于思维的科学，而思维本身是最自由的，在这个意义上，老师要尽量启发大家自主思考，这比一般的教学更困难。灌输很容易，而让青年人自己思考起来，在前人基础上能有新的想法，能得到更深更新的理解，这是最难的。哲学的使命是激活青年人的思维，我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我们阅读哲学，学习哲学，不是把自己的头脑变成别人思想的跑马场，而是让别人的思想激活自己的思维，让我们在前人思想的基础上继续前行和深化，这是哲学教育要达到的目的。由此看来，好的哲学教材，一、应该是思想探索的地图，而不是现成的结论；二、应该有利于引导学生反思或者形成批判性思维，而不是把他们当作思想或知识的储存器；三、应该与其他课程资源形成互补，激发学生阅读原著和形成扩展性思维习惯，而不是包打天下，形成井蛙效应。

　　《中国社会科学报》：全球化进程使人的认同发生了复杂变化，人的多样化身份的折叠如何内在整合，成为具有连续性和完整性的认同，是一个亟须思考的难题。请您谈谈教育在国家认同形成过程中的作用。

　　韩震：我对认同问题的研究，缘起于20世纪末翻译查尔斯·泰勒的《自我的根源：现代认同的形成》。其中我在《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10年第1期发表的《论国家认同、民族认同及文化认同》一文，到目前知网显示已经有600多次他引记录。这篇论文是我去瑞典参加欧盟关于高等教育国际交流伊拉斯谟项目会议时，与国外学者讨论有感而发的产物，是从隆德去斯德哥尔摩的火车上开始写的。过去，人们生活在相对封闭的群体内，文化认同和国家认同是一件自然而然的事情。人们沉浸在自己的文化母体之中，甚至意识不到认同问题，认同问题恰恰是碰到与自己不同的人即“他者”之后的辨别和抉择问题。人通过他人才能认清“自我”，我们也是通过“他们”来认识“我们”的。譬如，人员、信息与货物的跨国流动，使人们的身份、文化和国家等认同，日益成为一个必须时刻思考和作出选择的问题：我与他人有什么样的不同？我最终的归属感在何处？在国外学习、工作、经商的人，或者在中国生活却为其他国家的机构或公司工作的人，都有怎样的认同？加入其他国籍的华裔回到中国之后，又有什么样的归属感呢？

　　欧洲民族国家的兴起是与国家开始垄断教育密切相关的。教育可以通过共同的语言和生活样式，培养国民的共性和民族特性；通过民族文化的传承，为国家奠定统一的文化传统；通过价值观的传递，为国家塑造共同的道德理想和目标。可见在现代社会，教育在促进文化整合和国家认同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探究知识演进逻辑与创新型国家建设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很早就提出：“智能是社会进步的强大动力。”时至今日，您如何看待当代科技发展对人类产生的影响？

　　韩震：你说的这个命题，是我们在《现代哲学》1987年第1期发表的论文中提出的，论文的另一位作者是袁贵仁，写该文时我俩还是青年教师，住在同一宿舍。显然，人的力气不如牛、跑不如马、尖牙利爪不如老虎狮子，但人靠什么成就了当下的主宰地位？靠的就是智能。内在于思想中的智能，外化为改造自然的力量就是科学技术，外化为改造社会的力量就是管理和社会科学。一方面，人类创造了越来越多的财富，生活越来越便利；另一方面，人类也逐渐面临环境、气候、核战争的威胁。人类已经改变了地球的面貌，甚至将自己的足迹留在了外太空，地球已经进入了“人类世”。人类是否走到了自己创造的“生存还是毁灭”的悬崖上？我们不得不思考这些问题。

　　《中国社会科学报》：大科学视野下的学科交叉融合是当前全球科学技术发展的重大特征，科技革命以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重塑全球创新版图。创新型国家在构建过程中面对科技向善的问题，对此您怎么看？

　　韩震：大科学视野下的学科交叉融合已经改变了知识形态。大家越来越认识到，学科过于死板的界限已成为科学创新的障碍。将事物的某些部分、层面、属性从整体中分离出来孤立地加以研究是必要的，但还是比较初步的，现实问题具有无限的复杂性，需要我们从多方面、跨学科地加以研究。科学研究既需要还原的方法，也需要从有机整体的视角去看问题。研究一个事物，既需要量化的衡量，也需要总体性的质性把握。其中，最重要的总体性把握就是科学技术的道德伦理维度。因为除了无处不在、多如牛毛的病毒和细菌，似乎任何动物都不可能威胁到人类的生存了，唯一能够毁灭人类的可能就是人类自身。因此，科学技术的发展必须有伦理道德的维度，工具理性的发展必须有价值理性的约束。这应该成为人类明智的选择，不能让人类理性汇聚成毁灭性的非理性结果，不能让人类智能成为巨大的自我毁灭性力量。

　　《中国社会科学报》：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是时代的要求和呼唤。您如何看待知识形态演进对“双创”的影响？

　　韩震：人类文明在交流、碰撞和互鉴之中艰难前行，民族文化的活力首先来自其知识的创造力，而知识的创造力必须适应且引领知识形态变化的趋势。正如进入铁器时代的民族必定领先于处于石器时代的民族，掌握且引领新知识形态的民族，也必定领先于处于落后知识形态中的民族。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建立在科学技术自主发展的基础上。科学技术发展程度与国家利益紧密相关。

　　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其中最大的变局恐怕是知识形态的改变。中美之间的摩擦与其说是贸易不平衡之争，倒不如说是谁掌握产业链或知识生产主导权之争。无论如何，新形态的知识创新本身已经成为社会发展最重要的动力，我们必须把关键技术创新能力掌握在自己手里，才不会被别人卡脖子。民族复兴的前景要看中国在知识创新方面的能力，这就要求我们培养在知识创新方面走在世界前列的人才。为了应对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知识经济的浪潮，必须强化创新意识和创新精神的教育。要建设创新型国家，不仅要坚持自主创新是第一动力，而且还必须坚持全方位对外开放，推进更高水平的开放，不断提高“引进来”的吸引力、“走出去”的竞争力，才能在全球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中赢得主动权。